大明最后一个暴君

我也觉得这书不错，就这样丢了有点可惜，我准备换个站把它重新写下去

思恩师 |｡･㉨･)っ♡　 观玉忆往昔，碧波送轻舟。望帝占鹊巢，一帆隐巫峡。滔滔一脉情，幽幽子规鸣。枯灯照墨影，人面笑桃花。梦魂归帝所，晓月映江天。

诸葛亮在创业之初，将蜀汉的国都建于位于四川边陲而远离上庸与荆州的成都，此为谨慎之举：它保证了蜀国据险偏安，也有利于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其不足之处却是对北出剑门路途艰难程度估计不足，且又拉长、削弱了对上庸和判州的控制力，而失去荆州和上庸，蜀汉就完全被封死在三峡以西。诸葛亮明知“王业不偏安”的道理，但立都于益州(成都)不仅使蜀汉政权的偏安地位更加固化，而且还使《隆中对》提出的“将判州之军，以向宛、洛”的目标成了遥不可及的画饼。此实乃诸葛亮一一比较曹操迁都许昌以扼控西蜀东进要道和明成祖迁都北京以逼压蒙古残部一一缺乏胆识的表现。清人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联对诸葛亮提出转的批评: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上联是对诸葛亮南征攻心政策的肯定，下联则是对“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之说的另种表述。

论步兵与骑兵 要是在平原上一千骑兵就能牵制几万步兵，步兵行军骑兵就来骚扰，步兵布阵骑兵就远远看着，让你一天行军不会超过十里，行军时间久了，士兵意志就崩溃，后勤也跟不上，北宋的不少西军就是这样被金军折磨的最后崩溃的。步兵是梦想着面对面打硬拼，面对面硬拼是可以拼掉骑兵，可骑兵战术多的是为什么要跟你硬拼呢？

有一个帝国极壁的概念，好像是从一个帝国中心，派遣一支远征军，以直线距离紧急行军三个月所能达到的最远距离，就是帝国极壁。超出这个距离，一切就不受帝国的控制了，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两个庞大帝国中心的相距的距离只要超出这个距离，就不会发生灭国之战。除非一方交通能力大幅提升，把对方囊括进极壁内。(在古代，超出这个距离的扩张，就要搞分封了，如周朝。)

人的心理就是遇到太强大的敌人，一旦害怕或者投降了就再也没有反抗的勇气，这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绝大多数人的行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抱着必死的决心的，就是抱着必死决心那也是螳臂挡车丝毫改变不了什么那还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也就会失去勇气。

经历了各种分封带来的动乱，抵制分封已经被刻进文化属性了。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心理观念。观念这种东西最可怕。它是最具有韧性和束缚力的，就比如老人扶不扶这个问题。而且有了弑君的案例，下一个就会有样学样，谁能保证那位被分封出去在苦寒之地建设的人，会不会突然带兵颠覆中央王朝？举个例子，在春秋时期，诸侯征战都很有礼貌。打以前，先对你说一声，甚至两方主将还见个面喝个酒。战胜了还不杀对方主将，也不坑杀士兵。 但是只要一句，兵者，诡道也。白起趁见面的时候杀了对方主将，轻飘飘赢了战争。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双方站前把酒言欢了，尤其是再开了屠杀之例子，后来的人有模学样。 看看唐太宗他杀兄囚父继位后，他的后代十多位皇帝里正常继位的只有五个。 所以，咱们汉民族已经丧失了分封的土壤了，也只有异族敢。但是异族一旦学会咱们汉民族的文化后，他们同时也就丧失了这种土壤。 典型的就是元朝，忽必烈建立元朝初期，一开始还是本着成吉思汗的想法，想要土地?想要女人?想要黄金?那就出去抢！抢到多少，上交一份剩下的都是你的。 但忽必烈接受了儒家文化后，他就再也没搞过分封。甚至想要收回他父亲他爷爷分封出去的土地。导致中亚那一片汗国原本是元朝的属国，到最后直接独立了。反而应证了儒家的担心。由此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元朝就再也没搞过有实的分封。 所以，思想的口子不能开。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引导事件向怀疑的结果发展，由此证明怀疑的正确性。最终彻底撕裂信任的基础。下一次信任的建立也无法弥合这个口子。

皇权这东西本身就代表的是家族式的统治层，就算跟百姓一荣俱荣，但也会多多少少有偏向的。

无题 藕断丝连丝相泣，断桥滴泪。人过中年思儿女，常思不语。我持附子望归家，轻拒。风尘仆仆到农庄，泪面。

友人 观字忆往昔，碧波送轻舟。望帝占鹊巢，一帆隐巫峡。滔滔一脉情，幽幽子规鸣。枯灯照墨影，人面笑桃花。梦魂归帝所，晓月映江天。

与中国长城的意义一样，京杭大运河亦是人工改善中国地缘政治条件的杰作。如果说长城是为了抵御北方铁骑面在北方无障碍大平原上人工设置出“四塞之固”，那么，京杭大运河则是为加强中国内地的物流而铺就的通途。两者的意义不仅相相成，面且相得益彰。前者围城设塞以御外，后者修果通水以均内。大运河可谓是自长城以后又一“国防工程”。正如苏伊士运河的开辟大大改善东西方世界的联系并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结构及其运动规律一样，中国京杭大运河的出现也大大地改善了中国地缘政治结构及其运动规律。隋朝之后，中国国势陡然上升，至使隋前各朝，除汉朝外，其荣程度均难以与唐、宋、元、明、清中任何一朝相并列。由汉至唐凡824年，面由唐至清凡1026年，其间中国连续出现唐、宋、元、明、清等繁荣程度远高于西汉的王朝，除了气候总体偏暖的因素外，还不能不说是隋京杭大运河开通后中央政府可以更加便利地大规模获得南方财源支持的结果。自唐以后，由于大运河开通并为后代持续完善，中国北方政治有了来自富饶的南方提供的滚滚财源，全国出现了“以东南之粮，养西北之兵”的物流格局。

藕断丝连丝相泣，断桥滴泪。人过中年思儿女，常思不语。我持附子望归家，我无病。望我影，泣声悲。伤心。

走正史，野史与逻辑推理相结合的路 再依两位书友的文章做进一步发挥: 以现在的科学技术来看，历史没有真相。 我们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不去经历怎么知道事情真相，其实去了你都不一定了解，是上面的人政策不对，还是下面的人阳奉阴违？我们对所有历史记载都要持疑问态度。换句话说，我们没有经历过，我们没有亲眼见过，就算见到的未必是真实的。真实未必是完整全面的，可能是片面弯曲的。 你说有正史，正史就是历史？史书只是记载工具，他代表不了什么。历史，尤其是正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你如何确定他的真实是一回事，你确定他全面又是一回事。你怎么确定呢？史料对比？是，确实需要对比。那么如果两份或者多份都是假的呢？你就觉得是真了？ 所以史料其实隐义重重，易走歧路。 照我说，要走“能确定的史料与逻辑推理相结合”的路，结论再与野史比较，通常有共通呼应之处(野史史料价值不小)此法我百试百爽，个人认为会更加贴合历史真相。 有个规律，每个新王朝(/太子)上台必定会诋毁之前的旧王朝(/太子)，原因无须多说，因此，所有夺位夺权的历史，都不能完全相信。你可以说李二胸襟似海，没有删去玄武门之变，可要狭李渊的那段怎么消失了？(参见王觉仁文章) “虽然《唐太宗入冥记》的内容出于虚构，但是其题材和寓意在当时肯定是有所本的，不可能毫无依据。据卞孝萱先生分析，该作品很可能成书于武周初期。在唐人张（约生活于武周至玄宗前期）的笔记史《朝野佥载》中，我们也发现了有关“唐太宗入冥”和“冥官问六月四日事”的记载（见《朝野佥载》卷六）。而王国维先生在相关的研究著作中，也曾引述《朝野佥载》、《梁溪漫志》、《崔府君祠录》、《显应观碑记》等多种史料，考订了唐太宗和崔子玉故事的源流，发现崔府君的故事在蒲州一带流传甚广，山西省现存的碑刻中也保存了有关他的一些传说。由此可见，《唐太宗入冥记》中所提到的“囚慈父于后宫”的说法，很可能在唐朝初期已经广泛流传于民间。 然而，就算这样的说法渊源有自，可毕竟属于民间传闻，何况《唐太宗入冥记》也只有这语焉不详的六个字，除此之外我们什么都看不到。既然如此，那我们又凭什么知道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对李渊都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又凭什么断定“囚慈父于后宫”就是李世民向我们隐瞒的真相呢？ 在相关史实已经被官修正史全部篡改或删除的情况下，要破解这个真相确实难度很大，但是并非不可能。 因为我们相信，常识和逻辑的力量始终是强大的；况且，无论贞观史臣如何竭力隐瞒真相，正史中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凭借这些弥足珍贵的线索，再辅以合乎常识的分析、以及合乎逻辑的推断，我们就有可能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真相。 在前文，我们已经对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渊“泛舟海池”的一幕提出了诸多质疑，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就算李渊和近臣真的在海池上泛舟，可宫中有那么多的侍卫、嫔妃、太监、宫女，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察觉到玄武门前的激烈战斗，也没有一个人赶来通报这骇人听闻的政变消息？ 在此我们不妨先做一个假设：假如在玄武门战斗爆发时，有一个人（或侍卫、或嫔妃、或太监、或宫女，或随便宫里什么人），他（她）的眼睛、耳朵、手脚功能都还正常，没有被施以迷魂术和定身术，及时向皇帝通报了政变消息，那么李渊会作何反应？ 如果此刻的李渊还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还是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他会继续悠然自得地泛舟，等着尉迟敬德或随便哪个政变将领前来逼宫吗？ 显然不会。这个时候，一个正常的皇帝只可能做三件事：一，第一时间离开海池，进入太极宫中某个最隐蔽且最易于防守的地方，命近卫禁军刀出鞘、箭上弦，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二，火速下诏，由身边的宰执重臣到玄武门宣旨，命令所有人放下武器，听候裁决；三，立刻调集皇城中所有未参与政变的禁军，逮捕兵变各方的首脑和主要将领，随后调查事变真相，严惩政变者。 所以，只要整座太极宫中有一个人的视觉、听觉和行动功能正常，及时向皇帝报警，那皇帝肯定会采取上述举措。而一旦皇帝采取上述举措，李世民的这场政变还有几分胜算？就算李世民不会马上溃败，但是他必然要与皇帝开战。而我们知道，在玄武门事变前夕，李渊对皇权的控制仍然是有力的，并未出现大权旁落的情况，所以，秦王斗胆与皇帝开战的结果，恐怕不会令人乐观。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所见的正史记载是真实的，也就是尉迟敬德是直到前方战斗接近尾声时才入宫去找高祖的，那么李世民就等于是在打一个天大的赌。 赌什么呢？ 赌好几支军队在玄武门前乒乒乓乓地打仗，而整座太极宫中的所有人在那一刻全都丧失了正常的视觉、听觉和行动功能！ 这可能吗？ 这当然不可能！ 既然不可能，那么李世民要如何保证玄武门前开战的同时，太极宫中的所有侍卫、嫔妃、太监、宫女都不会去向皇帝报信呢？ 答案只有一个——控制他（她）们。 如何控制呢？ 不言而喻——派兵入宫，用武力控制他（她）们的人身自由。这才是真正可行、真正有效的“定身术”！ 到这里，一个被李世民和贞观史臣刻意隐瞒的重大真相就浮出水面了。 那就是——事实上玄武门之变有两个战场：一个在玄武门前，一个在太极宫中。 前者是我们熟知的，是公开的第一战场；而后者是我们完全陌生的，是被遮蔽的第二战场。 那么，这个战场的范围有多大？是整个太极宫吗？最需要控制的目标是谁？是所有侍卫、嫔妃、太监、宫女吗？ 这是不可能的。李世民绝不会笨到把有限的兵力放到整个太极宫中去漫天撒网。而且就算你控制了九十九个，只要有一个漏网，跑去跟皇帝报信，整个行动照样是前功尽弃。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直接派兵进入皇帝所在的地方，直接控制皇帝！ 由此可见，即便只是从常识和逻辑的角度来分析，《入冥记》中提到的“囚慈父于后宫”的说法也完全可以成立。也就是说，李世民要想确保整个政变行动万无一失，就必须在袭杀太子和齐王之后，第一时间入宫控制高祖。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作为一个精神正常、大权在握的皇帝，高祖李渊如果不是在第一时间被李世民控制，那他绝对会采取应变措施，也绝对有能力进行镇压，而玄武门之变最终也可能功败垂成。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史书中记载的高祖“泛舟海池”的一幕肯定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而事实很可能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前袭杀太子和齐王后，立刻派兵入宫，把高祖和一帮近臣囚禁了起来，而囚禁的地点有可能就是海池。 这应该就是李世民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囚慈父于后宫”的真相。” “首先我们可以提一个问题：李世民囚父的目的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当然是逼迫父亲交出政权。 接着我们还可以问：假如李渊坚决反抗，誓死也不交权，那李世民该怎么办？ 答案只能是一个字——杀！ 至此，我们已经逼近了李世民竭力向我们隐瞒的那个真相的核心。 也就是说，在李世民的计划中，他入宫控制高祖的行动必然会分成三步：第一步是“囚父”，亦即消灭有可能顽抗的禁军侍卫，将高祖和近臣们彻底控制起来；第二步就是“逼父”,亦即让某个将领出面，逼迫高祖下诏，把军政大权移交秦王；最后一步，也是李世民最不希望走到的一步，那就是——假如高祖誓死不从，李世民就不得不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弑父”！ 这样的“三步走”是任何一场逼宫行动都不可避免的内在逻辑。因为对于高祖李渊这样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来说，假如他始终不肯屈服于李世民的意志，坚决不肯以他的名义发布诏书，将军政大权移交给李世民，那么李世民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杀了他。 或许有人会说，采用软禁手段、然后矫诏夺权也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但是如此一来，李世民无疑要承担一个很大的政治风险——只要高祖不死，那么即便秦王要矫诏夺权，那些仍然忠于皇帝的文臣武将们也有可能会识破秦王的阴谋，因而拒不奉诏，发兵与李世民对抗。到时候不光京师会爆发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整个帝国也完全有可能陷入内战。所以，在李世民率兵入宫的时候，他心里肯定已经做好了“弑父”思想准备，因为这是代价最小、成本最低、最能够避免上述政治后遗症的唯一办法。 当然，谁都希望事情在第二步结束，谁都希望最后的结局是高祖妥协，与秦王达成政治和解，双方相安无事。可是，谁敢保证事情不会发展到第三步呢？在尚未知悉高祖的反应之前，李世民又怎敢保证自己不会走到第三步呢？ 可见，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所面临的一个最可怕的道德困境和最艰难的人生抉择，恰恰不是应不应该在玄武门前袭杀兄弟，而是如果形势逼不得已，他应不应该痛下杀手、弑父弑君？ 对于一个以“爱敬君亲”为最高行为规范的社会而言，对于一个以恪守“忠孝之道”为人生准则的古代臣子而言，还有什么行为比“弑父弑君”更加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呢？还有什么比这种行为产生的道德和舆论压力更让人难以承受的呢？ 虽然后来事实的发展让李世民有幸避免了这样的罪恶，但是对于李世民本人来讲，这样的罪恶只要在他的心中预演过一次，就很可能在他的记忆中留下永远无法抹除的阴影。 退一步说，就算“弑父弑君”这种未及实施的恶并未对李世民造成道德困扰，但是单纯就“囚父”和“逼父”而言，李世民也注定要承受非同小可的道德压力。更何况，“囚慈父于后宫”的过程必然不是一场温文尔雅的谈判。因为对于秦王的逼宫，高祖李渊肯定会尽一切力量抵抗，而忠于皇帝的禁军也必定会与秦王部队开战，只有到了所有的武力对抗宣告失败，而李渊的一切努力也均被秦王瓦解，他才可能无可奈何地举手投降。至于像正史所载，尉迟敬德一进入海池高祖就乖乖交权的事情，基本上是不足采信的，这就算不是贞观史臣的虚构，至少也是一种高度简单化的曲笔。 根据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以及此后的种种表现来看，几乎对一切事情都无能为力，完全丧失了一个皇帝应有的尊严和权力，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就算李世民没有做出“弑父”的举动，但最起码也是把高祖逼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否则李渊不会是一副听天由命、任人宰割的模样。” 我们比较轻易地看见了历史的模样。

简单梳理一下。在东周以前，咱们国家每年都在分封殖民，比如西周时期，天子分封一个侯爵，侯爵会带着天子的赏赐+国内先进技术+自己招募的士以及普通百姓和奴隶去边疆筑城。他们依托边疆军队保障安全，以城池为中心向外扩张，等他们壮大了，再支付边疆军队报酬。这个城池内居住的人叫国人，城外居住的外族被称为野人，领主会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治系统，然后把这些野人变为奴隶供养这座城池，这就是夏商周不断扩大的方式。这个理念从东周开始变了。一部分原因其他地方要么开发困难，要么外族着实强大，以往殖民的方式不适用了。现有的土地已经足够大了，足够折腾了。第二就是周平王建立东周的过程中威望大损。周平王的舅舅联合戎狄杀死周幽王，事后戎狄不受控，糜烂京畿以及王室控制的土地。所以王室丧失了直属的土地臣民及军队，东周的建立是依靠在各个诸侯的“施舍”之上的。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最高权威失去依仗，相比于愈加艰难的外拓，内斗就变的容易多了。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长达六百年的内斗开始了。秦统一天下后，外拓思想还是根植于帝国传统的。但到了汉朝，儒学定鼎之后，思想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儒学本身就是复古，保守的学问，是反求己身的学问，反对武力。再加上外拓战争劳民伤财，而且经历六百年诸侯征战，秦国灭亡，大家对外拓基本不抱希望了。重落叶归根，重乡土，重安逸，反对内斗。尤其是明朝中后期，儒家完成底层道德伦理化，这种本身自带保守和复古属性的文化彻彻底底统治了从上到下的全社会，外拓思想彻底消失，随之的就是因保守和复古压抑内部的自然膨胀带了畸形的内斗，只有内斗才能消除内部增量。而这种内斗的现实与看似美好的道德社会形成严重反差，让整个社会道德沦陷。人们失去信仰。到了清朝，害怕汉人站起来，更是开始了各种奴化教育，分化内斗教育，让汉人始终团结不起来。对于外拓那更是一点想法都没有。

虽然尾巴没了，却让人浮想连翩，倒也不见得很烂，还记得有一个美国人的科幻小说就一句话，总体来说，此文当得上五星。

英雄也是从普通人之中走出来的，有什么破事见不得光？还原英雄平凡生活的点滴才会更显得英雄有血有肉有人情，这是最宝贵的财富，能激发普通大众共鸣，人人都能成为英雄，而不能一味的塑造高大上，远离群众，人人做不到的完美高质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