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出差那年，妈妈的病情像一场无声的暴雪，悄然笼罩了整个家。每到深夜，我蜷缩在儿童房的床上，听着卧室传来压抑的抽泣声和床板吱呀的响动，手心攥出汗珠。门缝里漏出的昏黄灯光下，妈妈的影子在墙上扭曲晃动，可只要我急促叩门，她总会用最快的速度抹掉眼泪，穿着那件褪色的珊瑚绒睡衣开门，脸颊泛红，轻描淡写地说“没事”。 随着药瓶在抽屉里越积越多，我逐渐发现异常：她开始频繁接深夜来电，手机屏幕的蓝光映得她眼底通红；衣柜深处藏着一沓病历单，诊断书上的“抑郁症”三个字被她用修正带反复涂抹；甚至有次我撞见她对着梳妆镜练习微笑，嘴角僵硬得像被线扯住的木偶。 当爸爸终于归家，家里的空气却愈发凝固。餐桌上的对话只剩下餐具碰撞的声响，直到某个暴雨夜，妈妈的手机滑落在地，通话记录里“心理医生”的备注刺痛了我的眼睛。我躲在门后偷听，听见爸爸沙哑的质问：“你为什么瞒着我吃抗抑郁药？”妈妈的回答轻得像羽毛：“我不想让你担心……小松还小。” 那一刻，我攥紧了口袋里偷偷攒下的心理咨询宣传单，上面“青少年心理援助热线”在台灯下泛着微光。原来这场暴雪里，不止妈妈在颤抖。